1940年春，戴笠在视察第三战区时，获得一份机密情报：情报中称新四军将要声东击西，故意假装北上抗日，实际上准备向南向西挺进，占据黄山、天目山和四明山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戴笠立即密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本就是疑心病很重的人，并且事实上他也一直把新四军视为心头大患。因为新四军虽然编制上隶属第三战区顾祝同领导，但实际上却是听命于共产党的。
所以当蒋介石得知这份情报后，已经不管新四军是不是真的北上抗日，都下定了决心要联手日军、伪军，把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给消灭掉，这就是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血案的动机和根源。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实际上，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的确曾提出过一个“三山计划”的建议，但这个计划执行起来必须要深入到国民党后方，中共中央考虑到国民党的反共态度明显，并没有批准这个计划，而是命令新四军北上抗日。
但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要铲除新四军这个“心头大患”，密令时任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唐生明打入汪伪政权内部，联手反共。戴笠明确交代唐生明，要到汪伪政权担任要职，以便联手日伪消灭新四军。
唐生明到南京后，在汪伪政权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等职，果然没让蒋介石失望，真的联手日伪军，全力以赴地打击皖南地区的新四军，让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
蒋介石对此深感满意，但他的终极目标是要彻底消灭新四军，这个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当然心有不甘。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和白崇禧得到蒋介石授意，蓄意挑起事端，诬陷八路军和新四军破坏抗战，并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弃原有阵地，在一个月之内必须全部到黄河以北。
与此同时，蒋介石这时候来了一手特别狠的：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围剿”新四军，必须要对新四军赶尽杀绝，还要生擒叶挺和项英。
周恩来和叶挺（右）、项英（左）合影
面对国民党的蓄意挑事和诬陷，中共中央当即予以严正驳斥，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但又以大局为重，还是同意了将皖南的新四军转移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叶挺和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开始转移，打算从泾县经天目山到苏南，再渡过长江。但是，中共中央压根没有料到，己方在作出如此大的让步之后，蒋介石还是对新四军下了死手。
2天后，当新四军部队转移到泾县的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了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8万多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原来，蒋介石预料到这里是新四军的必经之地，早已命令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军队埋伏在这里。
项英事先没有任何防备，也就没有作出任何响应的预案和部署，而是不停地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请毛泽东与国民党交涉要求停火。
叶挺率领部队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激战了七天七夜，最终弹尽粮绝，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只有2000余人突出重围。更要命的是，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还被叛徒给杀害了。
1月13日，国共两党正式交涉，叶挺给上官云相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亲自到上官云相处协商。第二天，叶挺冒死亲赴上官云相处，却被上官云相扣押。
这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血案的前后过程。
项英
1月17日，蒋介石恶人先倒打一耙，颠倒黑白，把叶挺交给军事法庭审判，诬陷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并下令继续追击围剿新四军江北的部队。
中共中央当即严正声明这是一起国民党蓄意制造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要求严惩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恢复叶挺自由，归还新四军的人员和枪支。同时宣布重建新四军，由陈毅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周恩来到重庆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句著名的悼词，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
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纷纷支点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撤销剿共命令。海外华侨陈嘉庚也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武力攻击共产党，谴责蒋介石“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之举。
美国政府紧接着也宣布，在中国内战危险没有消除之前，暂停对中国提供财政援助；英国也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帮助日本加强对中国的进攻；苏联也表示反对国民党政府破坏国内团结。
1941年2月15日，中共中央为了表示抗议，拒绝出席第二届参政会。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国内外一致的反对和声讨，让他沦为丧失人心的孤家寡人，迫于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作出退让，在3月6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他宣布撤销追击围剿新四军的命令，不再采取“剿共”的军事行动。